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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篇报告文学 石上春秋——尧治河四十年 ——献给为尧治河创业发展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建设者们 冯祖华 李永爱 第一章 牛棚藏晓色，草舍启星光 牛棚灯独照，十七影围成。风撼千山雪，心燃一寸明。弃师扶社稷，倾产破榛荆。自此荒村夜，长留拓路声。 1988年11月1日，鄂西北的冬天来得比哪一年都更早、更狠。桐树包的山风已经藏了刀子——刮过光秃秃的山梁时呜呜地嚎，钻进每一道石缝时嘶嘶地响，扑在人脸上时剜着肉地疼。山上的草木早在几场霜降之后便彻底枯透了，连最后几片赖着不走的叶子也被风撕扯得七零八落，打着旋儿飘进谷底去了。 山脚下，一间破败的牛棚里，十七个人挤成一团。 牛粪的气味早已沤进了土墙和木梁的每一条缝隙里，混杂着隔年干草的霉味儿和地面返上来的潮气，浓得化不开。墙角胡乱堆着几捆稻草，那是入冬前备下的牛料——如今倒成了这间棚子里唯一像样的“陈设”。风从板壁的裂缝里钻进来，呜呜地低啸，吹得唯一一盏煤油灯的火苗东倒西歪、明明灭灭。昏黄的光在十七张面孔上跳跃不定，像是要把他们脸上的焦灼、忐忑、期盼、不甘一一切开来给人看。屋里的寒气逼人，每个人的嘴唇都在微微哆嗦，每一次呼吸都凝成一团白雾，在昏黄的灯火中升起来，又慢慢散尽。 这，就是尧治河村全部的十七名共产党员。 他们是从各自散落的沟沟岔岔里摸黑赶来的——有人从戴家湾翻了两座积雪的山梁，有人从梨花山沿着结了冰的羊肠小道走了十几里夜路，还有人拄着棍子、踩着石头，一步一步蹚过了结了薄冰的溪涧。等聚到这间四处漏风的破棚子里时，每个人的裤脚都湿了半截，鞋底上粘着冻硬的泥疙瘩。他们用粗糙的手掌搓着冻僵的膝盖，围坐成了一圈。就在这个晚上，在这个四面透风、牛粪味刺鼻的棚屋里，他们要做一件后来被写进村史的大事——开一个叫做“刨穷根，奔富路”的会。 而在此之前，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辈，已经多次登门去请一个人。那个人叫孙开林，那时正在洞河当民办教师。 孙开林是尧治河土生土长的后生。那年他刚过三十，身板结实，目光沉静。他读过书，有文化，见识过山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——他教孩子们识字、算数，也教他们认识地图上的远方。他讲课认真，学生喜欢他，家长敬重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“民转公”指标正在走程序——对于一个山里人来说，那意味着一辈子的铁饭碗端到了嘴边，意味着跳出农门、吃上公家饭、从此告别大山深处的穷日子。 可他心里压着一块石头。那块石头的名字，叫尧治河。 “山大梁子多，出门就爬坡。”平均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高寒山区，“四月雪，八月霜”。到1988年，全村一百六十多户人家、六百二十七口人，依旧“吃的是供应粮，穿的是烂衣裳，点的是煤油灯，住的是破草房”。人均口粮不足三百斤，人均收入不足三百元。没有公路，没有电灯。“交通靠走，通讯靠吼，劳动靠手，取暖靠抖”——这十二个字，不是笑话，是一代又一代尧治河人刻进骨头里的日子。 孙开林比谁都清楚这些。他走出过大山，知道山外的人过着怎样的日子。他也知道尧治河的地底下埋着什么——高品位的磷矿，一块块黑石头值大价钱。可问题是，矿在山上，路在哪里？ 没有路，磷矿就是一堆废石头。有了路，石头就是金子。 夜里，牛棚里静得能听见煤油灯芯燃烧的微响。十七双眼睛在昏黄的光里闪着，像十七颗被寒风吹不灭的火星。他们心里都清楚——今天晚上这个会，可能决定了尧治河的生死。 沉默了一阵，有人先开了口。声音沙哑，裹着寒气：“咱们村穷了这么些年，年年盼着明年好，年年还是老样子。”种地，地薄得捏不出油；养羊，羊瘦得只剩骨架；卖山货，背出去一整天换不回几块钱。地底下有磷矿，可谁有本事把它变成钱？ “要想富，先修路。”不知是谁接了一句。声音不大，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冰潭。 十七个人都沉默了。 不是不同意。是都知道——路，意味着什么。尧治河四面的山全是悬崖，要在刀削般的绝壁上凿出一条能通卡车的路，那跟拿命去赌没有两样。资金从哪里来？技术从哪里来？炸药从哪里来？万一出了事，谁家能承受得起？ 沉默，像山一样压下来。煤油灯的火苗又跳了一跳。风从板缝里灌进来，把灯焰扯得歪向一边。十七个人的影子在泥墙上晃了一下，又稳住了。 所有的目光，慢慢地、慢慢地，汇聚到了一个人身上。 孙开林坐在角落里，一直没说话。他的眉头拧着，下颚绷得很紧，像在咬住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。手心攥着，攥出了一层薄汗。 他确实在做决定。他心里翻涌着两种声音——一个说：你正在办“民转公”，铁饭碗就在眼前，稳稳当当的，何必跳回这个穷坑里？另一个说：尧治河是你的根，你走了，谁带他们出这口死井？ 他更清楚一件事——尧治河的穷根，就是没有主导产业。磷矿是老天爷给这个穷山沟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可如果没有人带头把路修通，这机会就会像山间的晨雾一样，看得见，抓不着，一转身就散了。 他慢慢抬起头，把十六张面孔看了一遍。那些脸上有焦灼，有期盼，有不安，也有一种沉甸甸的、让他心头一烫的东西——信任。 他开口了。声音不大，沙哑，却稳稳的，每个字都像砸在石头上的钉子。 “我出四千。” 四千块钱。那是他和妻子攒了多年、准备盖新房子的全部积蓄。在八十年代末的鄂西北深山，四千块是一笔足以让一户人家从“茅草棚”跨进“砖瓦房”的巨款——每一张票子，都是夫妻俩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他说“拿”就“拿”，甚至没有说“借”。他把它全部掏了出来，一分不留，作为修路的第一笔垫底资金。 十七个人的心，像一堆潮湿的柴火被火苗舔了一下，轰地燃了。 许列奎猛地站了起来。他是尧治河的小组长，正是他“三顾茅庐”、三番五次去洞河请孙开林出山。此刻他二话不说，拍着胸脯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话——“我以房产作保，从信用社贷三千！”在八十年代的农村，房子是一个农民最后的底线、传家的根、压箱底的命根子。他把命根子押了上去，换来了第一批炸药和雷管。 一个接一个，十七个人在牛棚里立下了“要想富、先修路”的军令状。没有人按红手印——牛棚里没有印泥。可每个人的掌纹都刻在了那个夜晚的空气里，比任何印章都深。 那一夜，煤油灯一直亮到后半夜。风在外面嚎叫，从板壁的缝隙里钻进来，吹得人骨头缝里都是寒气。可十七个人的胸膛是热的——滚烫的。他们围坐在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火下，把话说定了：尧治河要修路，要开矿，要把穷帽子甩进万丈悬崖里去。他们不知道，这一小簇摇曳的灯火，即将照亮一个村庄整整四十年的漫漫征程。 消息第二天就传遍了全村。有人激动得直搓手，有人摇着头叹气，有人干脆冷笑一声“瞎折腾”。 孙开林的妻子是第一个反对的人。四千块——那是他们夫妻俩一块砖、一片瓦、一分一厘积攒出来的。多少个日子省吃俭用，多少个夜晚精打细算，两口子梦里都想着那几间敞亮的砖瓦房。现在他说拿就拿，连个商量都没有，好像那些票子不是钱、是路边的石子儿似的。家里人说他“疯了”。村里也有人觉得他“疯了”——一个民办教师，放着公家的饭不吃，跑来当什么矿长？有人好心劝他别犯傻。 可孙开林心里比谁都清楚——有些事，总得有人先“疯”。如果不疯这一回，尧治河就永远醒不过来。 后来，尧治河村党委委员、党政办主任吕泳和在一次座谈会上回忆起那段往事，说了一句让台下很多人眼眶发热的话：“1988年，正在洞河当民办教师的孙开林，经不住小组长许列奎‘三顾茅庐’的邀请，毅然放弃了正在办理的‘民转公’指标，回村当上了矿长。他丢掉的是一个铁饭碗，捧起来的，是全村六百多口人的希望。” 多年后，在尧治河村史馆里，导游邵慧指着一幅泛黄的老照片，向每一位来访者讲述那段历史。她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让人屏息的力量：“这个牛棚会议，对尧治河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，是划时代的一次会议。就是在这次会议上，书记带着党员们，商量确定了尧治河今后的方向——发展集体经济，走共同富裕的路。” 是的，牛棚会议。一间四面透风的破草棚，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，十七个穷得叮当响的共产党员，一个“疯”了的民办教师，一个押上了祖宅的小组长——就是这些寒酸到让人心疼的元素，构成了尧治河四十年传奇的起点。 那间牛棚早就拆了，地基上长出了荒草。可尧治河人把它留在了村史馆最醒目的位置，留在了每一本记录村庄变迁的书册里，留在了每一个后生必听的故事里。 因为那是烛光燃起的地方。那是希望被点燃的地方。那是六百多口人同时转过身来，把后背交给这群人的地方。 从那个晚上起，尧治河人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穷不可怕，怕的是从骨子里认了穷。山不可怕，怕的是连向山要路的勇气都丢了。石头不可怕，怕的是不敢抡起大锤把它凿穿。 “要苦先苦党员，要死先死干部”——这句后来响彻尧治河每一道沟壑的口号，早在那个牛棚之夜，就已经扎进了十七个人的心窝里。他们知道，从明天开始，自己不再是坐教室的老师、蹲田埂的农民、围火塘的老人——他们是战士，是先锋，是第一个把绳子系上腰、把自己吊下悬崖的人。 煤油灯终于熄灭了。十七个人推开牛棚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，鱼贯走进了1988年11月1日的夜色里。山风依旧凛冽，刮得脸颊生疼。天上的星子稀稀疏疏地洒在蜿蜒的羊肠小道上，照着他们深浅不一的脚印。每个人回家的脚步都比来时重了些——肩膀上多了一副担子——也比来时快了些——心里多了一团火。 因为他们知道——天亮以后，尧治河就再也不是昨天的尧治河了。 那一盏牛棚里的烛光，从1988年11月1日那个寒夜亮起来，便再也没有熄灭过。它穿过三十八年的风雪，一直照到今天。诗曰： 烛微能破暗，志聚可移山。莫谓寒棚陋，曾擎万仞关。 誓从今夜立，路向九霄攀。薪火传无尽，长明天地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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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6-11-5 10:33:15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