欣赏---书洛阳名园后记---李格非

司空子牧

        洛阳处天下之中,挟崤、渑之阻,当秦、陇之襟喉,而赵、魏之走集,盖四方必争之地也。天下常无事则已; 有事,则洛阳必先受兵。予故尝曰: 洛阳之盛衰,天下治乱之候也。
        方唐贞观、开元之间,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,号千有余邸。及其乱离,继以五季之酷。其池塘竹树,兵车蹂践,废而为丘墟; 高亭大榭,烟火焚燎,化而为灰烬,与唐共灭而俱亡,无余处矣。予故尝日: 园圃之废兴,洛阳盛衰之候也。
        且天下之治乱,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;洛阳之盛衰,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; 则 《名园记》之作,予岂徒然哉?
        呜呼!公卿大夫方进于朝,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,而忘天下之治忽,欲退享此乐,得乎?唐之末路是矣。

司空子牧

       李格非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文叔，齐州章丘（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）人，北宋文学家，女词人李清照之父。
       李格非早年用意经学。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进士及第。元祐中为太学博士，以文章受知于苏轼。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章惇立局编类元佑诸臣章疏，召李格非为检讨，李格非拒不就职，因而得罪，被外放为广信军通判。后历任校书郎、著作佐郎、提点东京刑狱等官。后被视为元祐党人而罢官。卒年不详，享年六十一岁。
       李格非与廖正一、李禧、董荣并列，称为“苏门后四学士”。 其工词章，文章精练有笔力，主张为文须有真情实感。 尹穑评价其文“自太史公之后，一人而已。” 其一生著作颇丰，但文集久佚，《全宋诗》辑其诗九首，零句二，《全宋文》收其文一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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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思想
李格非以善论文知名当时。他也在著述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审美倾向。综合来说，其文学思想有如下两点： [20]
一、为文以诚
李格非提出“诚著”二字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。其中他推崇两点：
1.艺术表现上：要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，自然无斧凿痕。
李格非提倡作文时要“笔力不少滞”，感情汹涌澎湃迅速推进时，就让它自然发展下去；而一旦不得不收敛时，就让它断然停止。思想感情的变化，随着客观事物的不同而产生、发展以至于终结。换句话说就是追求作文时自然流畅，随物赋形，遵循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做出具体生动的描写。这与苏轼的创作追求“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不可不止”本质上是一致的。李格非论文亦提倡随物赋形，意到言到，并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。“文章以气为主，气以诚为主”，指出只有以真诚的感情表达真实的内容，才能毫无障碍，沛然流出；而文章也只有沛然流出，未经雕琢，才能自然无斧凿痕；作文自然无斧凿痕，浑然天成，才具有了艺术表现上的“其意超迈如此”的较高境界。 [20]
2.感情上：崇尚“诗史”，提倡诚实著见。
其实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创作情感重要性的表述。李白更是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自觉地实践了诗歌的“天真”和“自然气”。李格非亦认同这种主情观，特别强调“诚”一一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，强调“诚实著作'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字字如肺肝出”。诗歌是主情的文学形式，感情是诗的生命，它必须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。他认为任何“诚不著”，无真实感情的文章，都不可能有感人的力量，故“不能工”。用现代文论话语来说就是“真实的感情是艺术的生命”。而他鉴赏古人的作品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，在晋代人的诗文中他最推崇刘伶的《酒德颂》和陶渊明的《归去来辞》。因为这两位都真情真性，他们都敢于在自己的作品里直抒胸臆，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。李格非的文风和生活态度与他们有相通之处。他欣赏杜甫文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亦是因为“其大过人诚实耳，诚实著见，学者多不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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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为文以横
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六载李格非“杂书”两篇，其二论文章之横： [20]
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，如项羽之用兵，直行曲施，逆见错出，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，何其横也。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。自汉后千年，唯韩退之之于文、李太白之于诗，亦皆横者。近得眉山《筼筜谷记》《经藏记》，又今世横文章也。夫其横乃其自得，而离俗绝畦径间者，故众人不得不疑，则人之行道文章，政恐人不疑耳。
李格非所谓的“横”包括两层含义：一是直行曲施，逆见错出，具有“举世莫能当”的霸气，就如孟子言道、项羽用兵一样，有一种他人所不可企及的气势。二是自得离俗、绝畦径间，使众人不得不疑。在自己的创作中，李格非积极地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。在李格非的眼里，孟子、左丘明、韩愈、李白、苏轼的诗文即是历代“横”文章之代表。那么如何横呢？他提出了三种途径：自得、离俗、绝畦径，简言之就是要创新。自得，就要有自己的看法；离俗、绝畦径，就要不循规摹拟，要有新意，以至于众人不得不疑。用现代文论来表达就是“没有创造性的作品便没有了生命力”。孟子言道感情充沛，滔滔不绝，气势磅礴，李格非感到横；项羽用兵疾如闪电，敢于行险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，使敌人转眼间灰飞烟灭，李格非感到横；李白诗歌中充溢着自由磊落、狂放任性的个性，法天贵地不拘于俗的洒脱，一气奔腾、卷舒自如的气势，李格非认为其“横”；左丘明辞令纵横恣肆，酣畅淋漓，笔带锋芒，妙喻连篇，富有鼓动性，具有雄辩的说服力，在李格非看来也莫不是横。 [20]
李格非在其名篇《书战国策后》中，也表现了他对“横”、对文辞的看重。文章说“《战国策》所载，大抵皆纵横裨阖，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。其事浅陋不足道，然而人读之则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，文辞之胜移之而已。”在他看来《战国策》所载之事是“浅陋不足道”的，但由于其“文辞之胜”，人们往往“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”。他称赞《战国策》对那些难以说清楚的“微妙难知之情”，“虽辨士抵掌而论之，犹恐不白，今寓之文字，不过一二言语，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矣”。他认为，夏商周“文物大备”，幽、厉以后，周道“大坏”，但文章仍值得推崇。最后，对于《战国策》文辞的“舛错不可疾读”，李格非认为“意天下之于至宝，常不欲使人易得”。其对《战国策》行文气势之“横”的赞美，对《战国策》文辞“恣肆辩丽”风格的推崇之盛由此可知。 [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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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文特色
李格非才思敏捷，文笔酣畅，可惜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为有限。就现存李格非诗文遗篇来看，其诗文写作有相通之处。如都有浓厚的忧患意识，都善议论等等，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，其诗文创作是对其文学观一定程度的实践。 [20]
李格非诗歌主要有以下特点：
一、诗形趋于散化
1.适当运用助词，增加诗句的跌宕摇曳之致，给人以古朴重拙之感。如《试院》“斗暄成小疾，亦稍败吾勤。定是朱衣吏，乘时欲舞文”；《初至象郡》“吾迁桂岭外，仰亦见斗极”两句中，都运用了助词“亦”连接语句，给诗句注入散文句法，增强了诗歌的感唱语气，深化其吟唱之趣。 [20]
2.有意插入与诗歌句法的习惯节拍不同的散文句法，出现了骈对中一气贯注、顺流而下的句式。如《初至象郡》中的“儿呼翁可归，恐我意惨戚”“妙药只眼前，乞汝保无恙”两句，前后诗句一应而出，共同构建一个完整意义，打破传统的骈对句式，诗文自然畅达，给人以流畅之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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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诗风平易通俗，风格晓畅
如其《初至象郡》“居近城南楼，步月时散策。小市早收灯，空山晚吹笛。儿呼翁可归，恐我意惨戚。从来坚道念，老去倦形役。天其卒相予，休以南荒谪。宴坐及此时，聊观鼻端白”，残句“鲁直今已矣，平生作小诗”等，都写的通俗易懂，如絮家常，生活意味较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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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语言典雅
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①用典多。李格非诗歌中用典较多，而典故本身又具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和特定内涵，使其语言有典雅精炼之感，但并不显得晦涩难懂。如“心知禹分土，未尽舜所涉”，此句中作者运用了禹分九州、舜帝南巡的典故，不仅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所写内容，语言典雅，而且由于所用典故为大家所熟识，语句通俗易懂。再如“闽中要常衮，剑外需文翁”，诗人枚举常衮、文翁两位历史贤人，形象地表达了期望能有如他们一样的贤人广兴文教的美好愿望，语言简洁典雅。 [20]
②理语和禅语入诗。如《初至象郡》中“手捉而喙饮，嗜欲南北通”两句，指出虽然地域上有南北之分，但人们对感官享受的追求都是一样的，充满哲理的诗句使其诗歌显出文人化气息。而“退院僧”“养黄婆”“鼻端白”等禅语的运用，也使诗歌语言较文雅。 [20]
③借代手法的运用。如《驾幸太学倡和》一诗中，“十二章”本指古代天子之服上绘绣的十二种图象，这里代指天子。《试院》中“朱衣吏”本是古代贵戚、大臣外出的前导之吏，这里代指作者自己。借代的运用亦使其诗歌语言凝练文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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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现存李格非诗而言，其诗歌多语意淡泊，真实感情的流露并不多，应制诗如《驾幸太学倡和》“日月天回十二章，诏移清跸幸胶庠。六龙稳转桥门曲，多士横穿锦仗行”歌功颂德，艺术价值有限，盖李格非出于职务的需要，出于应付而作。日常生活所作之诗亦感情淡泊，语意平平，少有诗味。其中，较出色者有《绝句》“步履江村雾雨寒，竹间门巷系黄团。犹嫌肮脏惊鱼鸟，父老相呼拥道看。”全诗写得流畅自然，充满生活情趣。另一首《过临淄》亦写得较好“击鼓吹竽七百年，临淄城阙尚依然。如今只有耕耘者，曾得当时九府钱”。临淄虽然城阙依然，但当年击鼓吹竽的繁华场面已经看不到了，通过对齐国古都的吟咏，充满沧桑之感。王士祯称此诗“颇可诵”，刘克庄说他的文章“文高雅条鬯，有意味，在晁、秦之上”，当是指全部诗文而言。说他“在晁、秦之上”，“自太史公之一人而已”，恐有过誉，但总体而言，其诗歌算得上“高雅条鬯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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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格非散文主要有以下特点：
一、浓厚的忧患意识
以其名著《洛阳名园记》为例，此文并不是单纯地写景记事，文中还寓有兴亡之感、讽谕之旨。目睹眼前的美丽园林，作者感受到的不是游园的愉悦，而是对国家对朝廷深深的忧虑。他在《书洛阳名园记后》中说“园囿之兴废者，洛阳盛衰之候也。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，而知洛阳之盛衰，候乎园囿之兴废而得，则《名园记》之作，余岂徒然哉！呜呼，公卿大夫方进于朝，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，忽欲退享，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。”作者以小见大，借唐讽宋，由园林的兴废联想到洛阳的兴衰，由洛阳的兴衰又联想到国家的兴亡，对当政者的腐败提出了强烈的忠告，指出朝廷如不改变现状，则国家必“唐之末路是矣”，其对衰微国势的深刻忧虑和清醒认识令人敬佩。李格非的另一篇文章《书战国策后》亦有一股忧患意识。该文的主题虽然是评论褒赞《战国策》的语言文风，但在赞美《战国策》“不过一二言语，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矣”的同时，也流露出了作者对“使秦汉而后，复有为是说者，必无能载之者矣”的忧虑。《战国策》那雄辩的文风，纵横恣肆的语言风格让作者向往不已，相比之下，当代此类的文章似乎太少了。因此《战国策》成了作者心中“舛错不可疾读”的“天下至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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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尚理趣，借小事隐喻生活哲理，发表议论。
在《破墨癖说》中，对“客”以贮墨为癖，并“其制为璧、为丸、为手握，凡十余种，一一以锦囊之”的做法，作者颇不以为然，逐条反驳了“客”吹嘘李廷珪墨的各种论据。最后作者感慨道“今墨之用在书，苟有用于书与凡墨无异，则亦凡墨而已焉，乌在所宝者？磋乎！非徒墨也，世之人不考其实用而眩于虚名者多矣，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，吾安可以不辨于墨”。作者从“破墨癖”这件小事引发出一个发人深省的大道理：到底是讲实用还是图虚名最后再进一层，将图虚名的危害提高到“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”的高度，以小见大，发人深省。《洛阳名园记》亦是如此，小题出大论，“意有含蓄，事存鉴戒”，这正是此文备受推崇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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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叙述简而有法，语言雅洁，语汇宏博，体现出学养深厚的特点。
语汇宏博，知识性强。如《洛阳名园记》，其中记洛阳名园19处，记述了名园的历史变迁、景物形胜、亭榭布置、花木种类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从古至今，记述翔实，面面俱到，读之使人有一种获得知识的满足感。语言简洁生动，富于文采。写丛春园：“天津桥者，叠石为之，直力滀其怒，而纳之于洪下。洪下皆大石，底与水争，喷薄成霜雪，声闻数十里”。把丛春园的美景描写得形象逼真，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再以《左马班范韩之才论》为例。文中，李格非以形象的比喻比较了左丘明与司马迁、司马迁与班固、班固与范晔、范晔与韩愈的不同特点，左、马相较，司马迁如“丽倡黠妇”，而左丘明如不肯一笑的“绝代之女”；马、班相较，司马迁是“纵辔一骋，千里即至”的“腰袤之马”，而班固则是服重不休的“韩、魏之壮马”；班、范相较，班固“不动声色”而“境内晏如”，范晔则“勤师劳政”，“仅足为治”；范、韩相较，范晔如“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”，而韩愈则是“儒生崛起于蓬草之下，《诗》《书》传记，锵锵常欲鸣于齿颊间”。全文言简意赅，生动形象，在比较中彰显不同人物的不同特点，人物形象惟妙惟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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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直抒胸臆，笔意超迈，体现出“横”的特点。
《书战国策后》即是其“横”文章之代表，全文引经据典，酣畅淋漓，说明了“文以气为主”、文辞之盛的重要性。全文纵横恣肆，洒脱豪迈，沛然有气势。《书洛阳名园记后》亦体现了“横”的特点，文中李格非直抒胸臆，指出洛阳园林正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征兆：“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，而知洛阳之盛衰，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。则《名园记》之作，余岂徒然哉！呜呼，公卿大夫方进于朝，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，忽欲退享，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。”作者借唐讽宋，用意十分清楚：如果朝廷不改变现状，励精图治，那么等待我们的必然是“唐之末路是矣”的结果，对朝廷的腐败提出了强烈的忠告。文章层层深入，一气贯注，结尾警钟长鸣，直抒胸臆，表现了作者行文的凌厉气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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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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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刘克庄：文高雅条鬯，有意味，在晁、秦之上，诗稍不逮，然亦多佳篇。（《后村诗话》续集卷三） [3]
南宋楼昉：（《洛阳名园记》）不过二百字，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，意有含蓄，事存鉴戒，读之令人感叹。（《崇古文诀》卷三二） [5]
南宋韩淲：李格非文叔、廖正一明略、李禧膺仲、董荣武子，号“后四学士”。（《涧泉日记》卷上） [4]
南宋尹穑：李格非之文，自太史公之后，一人而已。 [6]
宋代张邦基：李格非文叔皆为《历下水记》，叙述甚详，文体有法。（《墨庄漫录·卷四》） [6]
北宋释惠洪：格非善论文章。（《冷斋夜话·卷三》） [6]
南宋邵博：予得李格非文叔《洛阳名园记》，读之至流涕，文叔出东坡之门，其文亦可观，如论“天下之治乱，候于洛阳之盛衰；洛阳之盛衰，候于园圃之废兴。”其知言哉。（《闻见后录·卷二十四》） [7]
元代脱脱等：①其幼时，俊警异甚。②格非苦心工于词章，陵轹直前，无难易可否，笔力不少滞。（《宋史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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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格非著作颇丰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李格非有《礼记经义》十六卷、《史传辨志》五卷、《洛阳名园记》一卷、《永洛城记》一卷。《遂书堂书目》谓有《李格非集》，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谓李格非有诗文集四十五卷，韩淲《涧泉日记》卷上载有《济北集》，三者可能一书而异名，只可惜各书皆佚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八言其“集不传，馆中亦无有，惟锡山尤氏（文）有之。《皇朝文鉴》仅存此跋（指《书洛阳名园记后》），盖亦未尝见其全集也”。尤氏所藏本，疑即韩淲所说的《济北集》。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续集卷三称李格非有“诗文四十五卷”，当是《济北集》的卷数。明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卷五录《李格非集》四十五卷，盖即据《后村诗话》。李格非文集久佚，《全宋诗》辑其诗九首，零句二，《全宋文》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。其现存遗文、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《洛阳名园记》《书洛阳名园记后》《隐士廉复墓碑序》《书战国策后》《幸太学君臣赋诗序》《题韩致尧十一帖》 《左马班范韩之才论》《破墨癖说》《论文章之横》《李格非论文章》《题名》《资忠崇庆禅院劝请大师疏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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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篇是宋代文人李格非为其著述《洛阳名园记》而写的后记。然而,就其实质而言,则分明是一篇出色的政论小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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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篇借史论今、供景议政的短论,其妙处在于并未直截了当、开门见山地宣布自己的政治见解,而是几经曲折,婉转有致。先是以洛阳地势及其在历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,引导出洛阳之盛衰,天下治乱之候也。紧接着。又以洛阳园林的沧桑演变,引导出园圃之废兴,洛阳盛衰之候也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两步推论皆未以正面的论点亮相,而是以两处“予故尝曰”(所以我曾经说过) 来增加其论点的可容性,避免锋芒直露。在这两步推论之后,才逐渐亮出作者写这篇文字的立意: “则 《名园记》 之作,予岂徒然哉?”就是说,作者编著《洛阳名园记》,并非无缘无故,而是有其政治含义的。含义何在呢?作者笔锋一转,开始画龙点睛,托出本文的真正要旨所在。尽管前面已经一波三转,一唱三叹地作了大量铺垫,仍犹恐未达到充分效果,于是又悲天悯人地激叹一声“呜呼! ”此后的点题破论,则顺此气势而下,竟全然不似案头文字,而是有如痛心疾首的当面忠告,一派切切之意,连反问带感叹,末了一句更是毫不含糊,直呼“唐之末路是矣!”这与文章前面部分的婉转细致恰成对照,独具其文字魅力。这一冷一热,一收一放,显示出作者把握文体的深厚功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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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及彼，名园之兴衰与政治的兴衰天下兴衰一个道理